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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诗”无前例——“南丝之旅”札记(1-4)

已有 379 次阅读2013-12-29 17:03 | 视频在线, 历史, 勇气, 最好

  1

  当我向着似乎熟悉的但是从表象与内质都十分陌生的旷原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就预感到它没有终点。一场没有终点的行走,不仅注定在行走之中掺杂着诸多思想的累赘,还注定在结尾的灵魂之巅上垒积着无法埋藏的历史的尸首。虽然,此时此地,结局远未到来,但我仿佛已经体验到了,开始是如此简单,结尾也将是平淡无奇。这最好不过。我期待以久的便是静悄悄地开始,然后,再静悄悄地结束。我相信自己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克服孤寂的勇气,准备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短,从精神与肉体上都应该能够承受各种打压、各种迫害、各种侵辱…… 
  在这种平静而始的行走过程中,我知道史诗并不在我的前面。我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史诗既并非像一只用心捂透的柿子躺在我们老去的、厚重的衣橱里,也并非像日历一页页撕下来后可以重新装订成册记载经历过的惨淡,或者逃避过的辉煌。 
  就初衷而言,用简短的解释记录漫长跋涉之中的心得是最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不想成为工具,成为奴役自己的工具。在什么都还是未知数的时候,便给自己带上枷锁,这将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接受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呢。

  2

  我知道在许多诗人眼里我不是诗人,至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的诗人。 
  但是,我知道我怀揣着太多太多的诗人笔下的精灵,荷马的特洛伊王和奥德修斯(一个是王,一个是王的英雄,但是,他们谁悍卫了谁,谁成就了谁),但丁的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一个是诗人自己走向天堂或者地狱的向导,一个是诗人心爱的女人,但是,不论是本质上的手法还是表象里的结构,他与她都伫留在“炼”的层次而演绎着人类生存的秩序),马罗的梯泰勒斯和科里顿(他们同是牧羊者,只不过一个是正在衰老临逝,一个正当少年),甚至土伯特人的格萨尔以及昌耀的土伯特人(他和他难道仅仅是时空上的区别吗)……我知道这些错综复杂的经验的思想足以将我湮灭并不得重生,除非——也仅仅是除非,我一开始便怀抱漫无目的的胸襟并视虚无为永恒。 
  惟有如此的低级觉悟,我想,才能够在荒芜一片中俯拾起拼凑史诗的文字,那些濡染着许多智者鲜血而无比鲜活的文字。

  3

  越想“有诗”越得“无我”!
  
越想“大诗”越得“小我”! 
  
——这是我通过生存而获得的体验、阅读而获得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牧诗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此,我得强调,它们是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或许,它们只因我在而在;我逝,或许它们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事物总是希望有传承者?为什么有时就不需要传承者?我突然想到地球上的生物,有多少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呢……但地球仿佛又没有消失什么——因为,在消失的进程中又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于地球。)
  
——这对诗的初级接触者而言可能显得比较深奥,但只有你稍稍进入过诗的内质层,对这两条我的诗的基本原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起码,我不是一个深奥的的人,一般也不会说出深奥的理论出来。寓“深”于“浅”内,我想,是对成语“深入浅出”的最好诠释。在一次次陶醉于语言与思想的光芒之后,我所追求的本质意义上的诗,既因自然而变得平常,也因艰难而变得珍贵——这里就有两条路横在我的前面,一条是凡人之路,一条是圣人之路,我不能选择只走其中的任何一条路,我必须将这两条路在同一时间都走好、走完,倘若我轻视其中任何一条路,我的诗一定是庸俗之作。
  
两条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是我的两条诗之路的最佳“语言综合点”,当然,也一定是最佳的“思想发展点”。

  4

  现在,让我们从最初的变化开始。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几重“因缘”,我从一位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位有思有想的悲观主义者。那年开春时节,我独自坐上长途班车,从西宁经德令哈至第一年出野外的驻地大柴旦,扛着用厚帆布扎裹得严严实实的、笨笨重重的行李回到西宁,不久便又独自带着行李经大通转至青石咀寻找分队的驻扎地。说是寻找,是因为队上只告诉我大致的方位,而没有具体的路名,更没有门牌号——青石咀虽然说是海北的重镇,但当时它只有在县际简易公路的两旁有那么些平房而已。之所以独自跋涉,是因为只有我换了一个野外作业分队——只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让我经历了那样漫长的悲观的煎熬。
  
——在德令哈住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因患上一种怪病而客死德令哈的一位“小表哥”。他是随他姐夫从江苏泰兴“走西域”的裁缝,因在我家做过几天活,心善的我母亲让他俩住在我家,好让“老乡”省下旅店费,这一住,便住了一年两载——我与他挤在一张当时医院常见的白色钢丝床上,他姐夫睡地铺……久而久之,自然生出了一些感情。故尔,当他姐夫和姐姐“带”着他从德令哈回泰兴路过西宁时,专程来我家告诉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身体看上去健硕的小伙子,从一里开外的湟水河畔帮我家打泉水总是一手提一桶走的飞快……后来,在我的一首写德令哈的诗中,略微地提到了他——“我只欣赏那轰轰烈烈的牧奔,在诗人或者裁缝的指挥下/那陌生的旋律总是朝着醇香的醉人处而退/那熟悉的意念总是向着清纯的潮湿处而淡”……
  
——车过大板山的时候,正下着雨夹雪,本来路况就不好,一下子就更难行了。在一个急弯处,司机让车上的人下去步行后再缓缓地攀行。我看到,大山下面的谷底里有好几辆跌落的汽车、拖拉机……我得庆幸,那次遇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司机。后来,我写道:“就让那挚纯在那里慢慢地融化吧/虽说深渊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
  
——我的方位感“遗传”的甚好,但在找分队驻地时最先找到的却是一片用矮矮的、残破的土墙圈起来的墓地,那里葬着至少上百位“劳改农场”的逝者——不久我知道,在他们中间多数是“流放者”,并且不乏已经变得无姓无名的“流放者”……在他们的附近,种植着一大片一大片油菜,而芬香的金黄色花朵尚未绽放……后来,在作业时多次路过像这样的墓地;后来,我吟道:“拧开传说的瓶子,没有魔鬼飞出来/簇聚在油菜间的乱坟野莹,没有智者走出来”……
  
浓厚的悲观意识就是如此一丝丝垒构起来的,不需要谁告诉我什么,更不需要去读“我们”传下来的、引进来的“别人”的关于悲观主义的著作。自然地扎根于心底的一些意识不仅属于自己,而且会以一种“标本”的姿态伴随自己一生一世。坦率地说,我的“南丝”之旅便是怀着如此悲观的崇敬感而踏上征程的,对于其间诸多的经验之源、因果之缘、渴望之愿,乃至罪恶之原、诅咒之圆、战争之怨,等等,对这些,我都不求拯救,而只求放弃。
  
无疑,1984年,对我而言是重要的转型之年!那一年,我20岁——此前的我,可以视为不存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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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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